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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证兴衰 求索足球自强路

1980年出生的邵佳一是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一起成长的一代。在他的足球道路中,“过年”是种多样的体验,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而今退役的他又走回了童年,终于可以回到大家庭过年了。邵佳一也通过本报,向北京晚报的读者拜年,祝大家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。

邵佳一曾是北京队的球员,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从小在北京都是大家庭一起过年。邵佳一说,小时候每年过节都是回顺义的爷爷家,大家庭齐聚一堂,欢欢喜喜过春节。

从15岁开始,作为北京少年队的一员,邵佳一离家到南方冬训,之后每个春节都是与队友们一起度过。

现在退役了,邵佳一又回到了大家庭的年夜饭餐桌上。这个大年三十,邵佳一就是带上一对宝贝女儿与妻子、岳父岳母,与兄嫂一大家子,到父母家聚餐。

邵佳一说,老人们上岁数了,所以家庭的大聚餐就改在中午了,而晚上邵佳一与哥哥都回到各自的小家庭过除夕。

邵佳一是北京球迷喜爱的球员,他的哥哥邵红耕也是活跃在北京足坛的一名裁判员、教练员。邵红耕多年来一直在校园足球工作中默默耕耘。这10年来,邵红耕所在的三里屯一中队,多次在北京晚报百队杯上获得佳绩,并且两次作为冠军队,以北京少年队的身份,代表百队杯出国交流比赛,为北京足坛培养了不少好苗子。邵红耕和邵佳一作为70后和80后,都是亲身经历中国体育飞跃的一代人。

1993年,邵佳一入选北京少年队,从此开始了在芦城体校的专业运动员生活,青少年时代的春节也是在全国各个冬训基地度过的。南方冬训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传统,云南昆明和广西梧州是中国足协的南方训练基地。至今,每到12月份,各个年龄段的足球队都会到这两个基地进行训练。现在即便是校园足球的队伍,集训也是坐飞机。而在上世纪90年代,北京队这个级别的专业队也都是坐着绿皮火车长途跋涉。邵佳一清晰地记得,每次到广西梧州训练,都是先从北京到广州,坐三天两宿的火车,到了广州后,再坐一晚上的船,才能抵达基地。“都过去25年了,记忆犹新。”邵佳一说,“我们第一次到广州,教练请大家吃早饭,我们一人一碗干炒牛河,一碗皮蛋瘦肉粥,那种美味,是我们后来在哪里都没有吃出的味道。有点像那段单口相声里说的,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。那个年代的物质还比较匮乏,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第一次走出北京来到南方,再加上年龄小在火车上坐了那么长时间,出了车站后,吃什么都香吧。”

当时运动队餐标也不高,平时吃不上好的,过年吃顿饺子,就是改善伙食了。在训练基地集体过除夕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。不过,为了让运动员、教练员有点过节的感觉,训练基地会在这一天将食堂的桌子拼成长条形,摆上花生、瓜子和糖果。每支运动队都要出节目,大家一边吃一边看。运动员自编自演格外有激情,大家看着笑得前仰后合,这是许多运动员共同的记忆。那个时期,是职业体育、足球改革的前夜,各个运动队的日子都一样,训练艰苦而枯燥,生活单调但不乏乐趣。

职业联赛之后,邵佳一有几次是在塞浦路斯过的春节。与原来的昆明冬训相比,职业球队后勤保障更好了。“每到海外集训,过春节时,全队就一起到当地的中餐馆过除夕,第二天继续训练。”

1998年,杨晨加盟德国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。受益于转会条款附加的委培协议,1999年邵佳一来到法兰克福俱乐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集训。“我刚到法兰克福俱乐部时,它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它的训练基地各项设施非常完善,给了我深深的震撼。当即我就决定,今后一定要到德国踢球。”2003年邵佳一登陆德甲,他的春节也变成了“北京时间”。“德国当地时间的下午我和太太、女儿一起守在电脑前,看国内的春晚,就算是过节了。在海外,工作与节日发生冲突,工作是第一位的。”

2012年,邵佳一结束德国留洋生涯后,回到了北京国安。彼时俱乐部投入更大,每年各队的冬训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甚至三个阶段。那几年,国安队第三阶段海外拉练开始前,全队都会飞回北京,放假三到五天让球员们回家过大年。这在二十年前是不敢想的,因为那时一张机票的价格就顶一名运动员冬训的全部费用。

回首从少年到成年的每一个春节假日,邵佳一说:“祖国飞速发展,中国足球、中国体育和每一个中国人,都有深刻的感受。我们的训练条件好了,场地条件也好了。未来,我们要让青少年们感受到当年德国足球带给我的震撼和洗礼。中国会更强,中国足球、中国体育也会更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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